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颜红兵（左一）

我国的医疗改革已经进行多年，但是仍然问题重重。如何解决这方面的问题，是广大群众非常关心的事情。为了对此情况做进一步的了解，《经济》记者专访了国家心血管病中心阜外医院主任医师颜红兵。

《经济》：病人到了医院，第一件事情就是挂号。正常挂号挂不上，就不得不找号贩子，高价问题、假号问题就都来了，让患者雪上加霜。您认为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

颜红兵：挂号难确实是个问题。前一阵子，搞一刀切，都要到网上去预约，还不允许加号，带来很多问题。我认为，这个做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做事情不能一刀切，因为各个地区的情况不一样。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就是初级医疗、基本医疗很差，所以病人会到专家比较集中的大医院去看病，他们有这样的需求。本来在县医院甚至乡医院就能解决的问题，可是病人不信任，直接去省里或者到北京来。很多地方还没发达到网络彻底普及的程度，我想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会存在这样的问题。病人需要看病，可他上不了网，就只有去找号贩子，这就让号贩子有了市场。现在供需之间这么大的矛盾，仅仅靠一个限制挂号的手段是不行的。现在限制挂号已经这么长时间了，今天我到门诊大厅，我的病人告诉我，有些不法分子仿制医院的单号卖给病人。曾经有个病人花500元买了个号，结果拿到医院时系统不识别，才知道是假的。因为有利润，所以总是会有人去搞。有时候我做完手术很晚了，还能看到号贩子在卖号。这个问题，要从体制上去改。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夯实基础医疗。在医院里，你可以看到，医生年轻的也好，年老的也好，几乎看的都是一样的病。当然老专家可能看疑难的病例会多一些。如果把基础医疗做好，再加上好的转诊机制的话，大医院里就不会有这么多病人。那样，来大医院的都是疑难病的病人，或者是比较重的病人。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很难的，目前对于挂号一刀切的问题，广大医护人员，包括我，都是不赞成的。医护人员都愿意做奉献，比如我看门诊，一上午正常是12个号，只要有时间，我经常加班加点，看25个或30个。比如刚刚这个病人，按道理他应该在我下一个出诊日来看，那就要等4天的时间，如果是外地患者来京看病的，会产生吃、住等很多费用，花销很大。

《经济》：病人要看病，医生要救人，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很多情况下，医患关系却非常紧张。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颜红兵：医患关系实际上是一个老话题。病人和家属对医护人员不尊重，是社会的一种耻辱，是社会倒退的一种表现。医患问题不是今天的问题，是几十年从来没有解决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不从长治久安的角度去考虑的话，同样的问题还会不断地出现，至多是出现的形式不同而已。比如20年前医生被杀了，那是非常非常罕见的，现在我们却时常能听到这样的事情，这就是倒退。医患之间发生问题当然很大一部分原因在病人身上，但在某些情况下医生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很好地对医生进行过培训吗？没有。我总是问，我们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我们的贡献在哪里，我们做的每件事都是心安理得吗，难道没有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吗？我想没有一个人会很坦然地面对这些问题，多多少少都受过影响。从这方面讲，医务人员的自身修养是很重要的。

《经济》：医务人员的自身修养又涉及到医学生的培养问题。在这方面，存在着怎样的情况？

颜红兵：先看看国外的情况。据我所知，美国有名的大学里都有医学院，但每年招收的医学生不会超过150人，一般都是一届100人左右。而且美国的医生是先读了4年本科，然后临床实践1年，再读4年，才能从医学院毕业。毕业了还不一定马上能做医生，要考执照，要考住院医生的资格，做专科医生的还要考专科医生的资格。也就是说，一个医生要想比较成熟的话，一般要到30岁。而我们二十三四岁就开始做医生，以前的体制还有3年的医专，甚至21岁就做医生了，这怎么能行？医生是一个特殊的职业，不仅要有职业技能，还要有社会阅历。医学院招生时，二本、三本这样的医学院，一年能招3000多名。门槛过低，意味着质量下降。毕业后第一名未必能分到好医院，而第3000名因为各种关系很可能就进了好医院，结果是医生整体素质下降，高层次人才比例下降。坦白地讲，医学院的硕士生、博士生来面试时，我看到整个层次是下降的，因此我很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