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由美国罗彻斯特大学乔治獉恩格尔教授最早提出的新型医学模式，其核心内容是倡导社会、生物和心理因素的三重组合，强调 “三维”健康多角度来理解人的生命。心血管病是危害人类健康的“第一杀手”，发病率逐年攀升，尽管新技术、新方法不断出现，但心血管病防治面临巨大挑战，不能仅仅就传统的生物层面进行救治，心理和社会因素的干预不可或缺。因此，本文就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在我国心血管病疾病防治中的价值做一简要阐述，以便进一步推动我国心血管病的整体防治理念。

1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动态演变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是早在1977 年由美国恩格尔教授针对现代医学即生物医学模式的局限性提出的一种新型医学模式。传统生物医学模式只是注重引起疾病的生物和化学原因，而往往忽视了社会和心理的因素，传统模式是一个简单的近似的观点，不能解释并解决所有的医学问题。为此，他率先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该模式重视考虑到患者及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和心理作用。医学科学的发展不再是个人的活动，而是与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该模式下的健康被认为是社会、生物和心理的三重组合，“三维”健康由此产生。健康的概念由生物学向心理和社会学领域扩展，从社会、生物及心理等多角度来理解人的生命。健康和疾病之间的关系，更加全面。

2 心血管疾病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

现今医学发展认为，心血管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s, CVD) 是一种典型的心身疾病，其发生和发展与患者社会环境及心理因素有着必然的联系[1]。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心血管病的经典传统易患因素( 如糖尿病、吸烟及肥胖等) 只占2/3，社会心理因素能够促进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与发展。患者的心理及社会因素分二类，情绪障碍及长期慢性压力。前者包括焦虑、抑郁、烦躁、愤怒等；后者有生活、工作、及社会经济状况等。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速和社会结构的不断转型，工作压力剧增，心理应激已成为诸多疾病的“导火索”及“加速器”[2]。这些因素不仅可以通过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影响心血管疾病的进程，而且还能导致内分泌紊乱、自主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及血液高凝状态等，这些因素可以直接参与疾病的发展进程。并且社会及心理因素在心血管疾病的影响中可以形成恶性循环。因此，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的转变在心血管疾病的防治中至关重要，在治疗过程中需要给予高度重视。

3 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下心血管病防治的理念转变

众所周知，心血管病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健康的“第一杀手”，其致残和致死率极高。新近研究显示[3]：我国心血管病患者高达2.9 亿，每年有350 余万人死于此疾病，占人口总死亡比例达40%。而且心血管病的发病逐年升高，心血管疾病不能有效控制，全民健康无从谈起，全民小康更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研究显示：社会心理因素对心血管疾病的发生不容忽视。一项来自俄罗斯长达10 年的随访研究显示[4]：家庭压力对男性心血管疾病的影响极其重要，在1000 名的随访人群中有1/3 存在家庭矛盾或冲突，1/5 的人在家庭中没有机会释放压力，这部分人群患冠心病、高血压及代谢紊乱的比例显著升高。另外，缺乏社会支持和经济状况差的人群更容易产生心理问题，如无助和悲伤感，这类人群更是心血管病的高危群体，其发病危险度增加2-3 倍，生活质量显著降低[5]。情绪障碍则是心血管病另一易患因素，研究显示：抑郁是心血管病患者独立的危险预测因素，并对患者长期预后产生不良影响。特别是我国老年人的抑郁状态不容乐观，是心血管病的高危因素，直接影响心血管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统计显示：心血管疾病患者有30%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状态，进一步对疾病预后形成恶性循环[6]。同样焦虑可以引起心率变异性下降及致命性心律失常增加，与心源性猝死密切相关。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新模式下心血管病的综合治疗已逐渐成熟，该模式提出的“三维”健康观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认知到患者除了健康的生理状态，还需要拥有完整的心理状态和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心血管病的防治应当由以疾病诊治为中心向以满足患者需求为中心转变；以医生为中心向患者为中心转变；以被动的需求关系向积极互动关系转变；进一步改善社会服务，关注重点由“患者的病”转变为治疗“患病的人”，“由病及人”的整体防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