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提起老师秦宗弼，心里总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三月初的古都金陵，寒梅已绽放,早春的杨柳亦已披绿。我再次去拜见秦老师时，心中的情绪有些别样。秦老师，您今年已年届八十，虽没有“三高”的心血管老年疾病，但岁月这把无情的刻刀，已在您的身躯雕刻了难以抹去的痕迹，头发稀少了许多，脸上的皱纹也增加了不少，耳朵有些聋背，行走有些迟缓，神态明显有些苍老。看到您如此的老态，我的心中不免有些酸楚。您是我人生中最为敬重的师长，也是我人生最重要的导航人，在您身上充满了对我慈父般的关爱。

我与您相识在一个特殊的年月。那时，我生活的村庄仅有初小，上高小必须到邻村去。我刚上小学五年级时，您还不是我的老师。我第一次见到您时，只见您中等个儿，深蓝色的便装，白净的脸上，戴着副黑色纤细镶边的眼镜，目光明亮，炯炯有神，您的身材虽不伟岸，却青春勃发，展示着一种儒雅的学者风范。我第一眼见您时，就觉得您与众不同，心想着您一定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

那时，无论是上学或者放学，我们都必须经过您家的村庄。您家与我们行走的道路仅相隔一条小河，岸边绿树葱茏，水中碧波荡漾，静静流淌的河水，翻动的涟漪，载走了岸上倒影的绰绰景物，更带走了岸上人家岁月的心事。走在路上，我经常看到您与年轻的师娘形影不离，抱一个红色的包裹，或是抱在您的怀中，或是抱在师娘的怀里，就像是流动的旗帜，激情澎湃，那是您与师娘的爱情结晶，一个刚刚不满周岁的婴儿。

偏僻的乡村，哪来的一对城里年轻夫妇？一打听，原来您刚调到我的家乡工作，虽然您单位在我们村，但中学却不提供您与家人的宿舍，您一家三口只能住在邻村，租借在一家姓余的农民家里，而在这户人家的隔壁，还住着一家从苏州的下放户，不过这家房主是下放干部。

我与您第一次打交道，是在四五年之后，您所在的中学，后来也成了我的母校。那时，从初中升入高中，是要认出身的，需经过贫下中农推荐才能上。按当时的条件，我不能被推荐上高中，后经我的一位舅舅开“后门”，才得以继续升学。自然，连上高中都成了奢望，更不要说对将来想入非非，心存幻想去上什么大学了，即使想参军报国，那也是不可能的。面对前途茫茫，我在读书时，对文字写作产生了兴趣，还做起了未来的作家梦。我最初的文字写作，是从写新闻稿开始的。那时，写新闻稿没有稿酬，稿件邮寄不收费，只要在信封右上角标明“稿件”即可，不过得骑近十里的自行车，到公社所在地的邮电局，才能投递。

十年文革浩劫，学校领导早已被夺权，靠边站了，是工农群众管理学校。我读书的中学，是一所普通的乡村中学，校长自然也是一位工农干部，他身材矮小瘦弱，面色枯黄，刚刚年近半百，就已谢顶，不过精神矍铄。他虽在干部岗位历练多年，但文化知识仍然浅薄。作为通讯员写新闻，是必须经单位领导审核盖章的。每次我写好新闻稿后，都得送给这位校长审核。对于稿件的内容，这位校长改动很少，但他对我用第三人称的口气，则不认可。他认为，我是本校的学生，怎么能用第三人称的口气呢？这不是“枉顾事实”吗？所以，他不同意加盖单位公章。要想让他盖章，就得改动口气，得用“我们学校”，他常常搞得我左右为难。有一次，我与校长为盖章的事，再次发生争执，双方争辩得面红耳赤。此时，您向我们走过来，示意我不再争辩。看到您走过来，老校长顿时脸色温和了许多。面对我与校长的争辩，您没有当即判定是非，而是让我先回教室，等到放学之后，再找校长。我走之后，您与校长耐心交流了一番，校长肯定了您的见解。当然，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因为，校长是从内心敬佩您，您是从首都回乡的大知识分子，在他心中的地位是崇高的。

从那之后，我再去让校长盖章时，老校长再也不为稿件的“人称”为难我了。这自然是您对校长的说服起了作用。

此时，我发现您已与我住到了一个大队。我家在一队，您家则在二队。原来，您已买了三间草房子，是土墙的。我记得，因为师娘户口落户在此，如不出去干农活，是不能分配粮食的。中学校长十分爱惜您的才华，就将学校厕所粪便免费给这个生产队用，这样生产队与您家便相安无事了。

在我上高中读书时，我的任课老师中并没有您。我与您的第一次零距离接触，是在恢复高考之后。您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曾是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的门生，因为频繁的政治运动，耽误了您寻找人生伴侣，最终回到故乡，与师娘喜结连理。